颇有微言_颇有微言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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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羽是秦汉之际一位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位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千百年来他的悲剧人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项羽全胜之时“分裂天下而封诸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 然而在项羽进入关中，分封完诸侯后，却未在关中建都，而是率众东归，建都徐州。项羽因何不王关中而建都徐州，其中的利弊如何，学者研究较少，本文拟对项羽建都徐州的利弊作一分析。 一、项羽为何不建都关中 关中秦人的反对与反抗是项羽不在关中定都的客观原因，体现了“背关”的必然性。项羽名籍，字羽，他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项羽的祖父就是战国末年楚国著名的将领项燕。秦统一六国，楚国被灭之后，项羽与他的叔父项梁在吴中避难，深得当地人士的欢心和畏惧。秦二世元年（年）七月，陈胜、吴广两人在大泽乡首先举起反秦义旗，随之“天下云集相应”，一时间“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卫令丞，以应陈涉，……不可胜数也。”在这样的形势下，项梁项羽叔侄亦杀死会稽郡守，在江南起义。在项羽抗击秦军的过程中，项羽采取了较为野蛮的屠杀政策，对秦人进行残酷的报复，“诸所过无不残灭”，最终使得项羽无法得到关中秦人的信任与拥护。 项羽叔父起兵后首先击败在彭城（治今江苏徐州）东驻军的秦嘉，并兼并了这支军队。随后又与秦将章邯展开了一次激战，遭到失败。 在这稍前项梁曾“前使项羽别攻襄城（今属河南—作者注），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这是史书中记载的项羽的首次野蛮行径，这一方面暴露了项羽的残忍性格，另一方面也暗示了项羽在以后不可能得到秦人的欢迎。此后项梁叔父听从范增的建议，立楚怀王之孙心为楚怀王。数月之后，项梁等又与齐田荣共同救助东阿，“大破秦军于东阿”。后来项梁等人又先后在濮阳东、雍丘（今河南杞县）大破秦军，并在雍丘斩杀秦丞相李斯之子李由。项梁与秦兵连续作战都取得胜利，产生了轻敌情绪。终于在定陶与章邯的战斗中，楚军大败，主将项梁被杀，项羽等人也引兵东归。后来项羽在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战役中“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场战役的胜利使得项羽确立了极高的威信以及领袖地位，“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同时这次胜利也极大的分化了秦统治阶层内部，秦军主将章邯数次受到秦二世的责备，执掌朝政的宦官赵高为了逃脱罪责，欲嫁祸给章邯。而项羽军 “军漳南，与秦战，再破之”，又“悉引兵击秦军汙水（今河北临漳县西—作者注）上，大破之”。在这样的形势下，章邯率领二十万秦军投降项羽，项羽遂令司马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过去秦朝统治稳固时期，山东诸侯吏卒在被征发服徭役时经常受到秦人的虐待。现在秦军投降，诸侯吏卒就有了报复的好时机。到了新安，秦降卒颇有微言，“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这些话被人听到并报告给项羽，项羽便与英布等人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然后便“使布等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馀万人。”这一次坑杀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残忍的杀戮，不论项羽是出自什么动机做出如此举动，他的罪行都无法逃脱。这一杀戮使项羽彻底失去了在关中称王最主要的根基—关中地区秦人的民心。二十余万秦卒很大一部分家在关中，失去亲人的仇恨不可能使关中的秦人去支持项羽，而只会使他们心中埋下复仇的种子。 相比较项羽的野蛮，刘邦的行为显得温和了许多，刘邦在进军咸阳的途中与秦军几次大战 ，“诸所过毋得掠卤”。史书中也未见刘邦军队进入咸阳过程中有过屠杀的行为。刘邦进入咸阳后，听从谋士的建议，封闭府库，并与秦人“约法三章”，又不接受秦人的犒赏，这些举措使得秦人十分欢喜“唯恐沛公（刘邦—作者注）不为秦王。”刘邦的行为为他赢得了关中秦人的民心。通过对刘邦、项羽二人的比较，关中秦人自然更加喜欢刘邦，这也使项羽更难以在关中立足。 二、项羽在彭城建都的合理性 与项羽在关中不得民心，无法建立基业相比，项羽在东、南部地区有着较好的基础，这是他在彭城定都的客观原因，体现了“怀楚”的合理性。 项羽在东、南部地区拥有民众基础的首要因素是秦朝末年这里有楚国贵族（或其他国家贵族）的存在。秦朝统治时期，曾进行过大规模的“迁豪”活动。这其中的“豪”应当“指的是六国的旧贵族及其少数富有的依附者和富商大贾。”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天下一统之时曾经“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后来在“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这其中当然应该包含着不少的旧贵族。客观的讲，“迁豪”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打击了六国的旧势力，但是，“迁豪的办法并不能把所有的六国旧贵族一网打尽，他们总能够通过逃亡、贿赂等多种手段，逃避迁徙，从而潜伏下来。”例如项梁仅仅与秦政权的低级官吏有交情就可以逃脱责罚。又比如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的张良，本身也是韩国的旧贵族。由此可见秦朝的迁豪活动并不能完全彻底的征服六国的旧贵族。因此在秦朝末年，仍旧有许多旧贵族被保留了下来。 六国的旧贵族尽管在秦朝统治时期由于国家灭亡丧失了高贵的身份，遭受到严厉的打击。但我们也应看到“六国的旧贵族在其各自的故国，不仅在政治上还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而且在经济上也还有较强的力量，国亡家尚在，不贵但富有。”这种政治上的影响和较强的经济力量积聚着反秦的政治与经济基础。项羽是楚国贵族之后，其祖父是楚国末年抗击秦国有名的大将项燕。“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由于项燕在楚地及楚人心中极高的威望，项羽与其叔父项梁在楚地也就有着深厚的民心基础。史载“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项羽又“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楚地的旧贵族必然会支持同为贵族出身的项羽。项羽在楚汉大战最后“乃欲东渡乌江”的想法正是建立在他得到楚地民众支持的基础之上。 项羽不仅得到东、南部楚地旧贵族的支持，而且他的主要将领、谋士以及士兵也都是关东人士。项羽起兵时所带的八千将士皆为江东子弟，项羽在立楚怀王之前所得的军队也是关东人士。项羽手下能征善战的将军英布、谋士范增也都为关东人。这些人是项羽征战、称霸的资本。由于这些人家居关东，因此在攻入咸阳之后思念家乡，都渴望能够回归故里。章邯率秦兵投降后，“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韩王信曾经项刘邦进言道：“士卒皆山东人，跂而望归，及其锋东向，可以争天下”，这些都说明了山东将士的思归之心。因此项羽进入咸阳后，需要顺应这些将士的东归之心，这样才能继续保持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军队。 项羽东归定都彭城还因为进入关中后，东部、南部的根据地不十分稳定，需要他回去着手解决。在陈胜起兵被杀之后，山东各国的旧贵族纷纷拥立各自的代理人。齐国的贵族田荣被章邯军队追至东阿，项梁知道此消息于是引兵至此，两军合力攻击秦军取得胜立。项梁继续西行追击秦军，而“田荣怒齐之立假，乃引兵归，击逐齐王假。假亡走楚。齐相角亡走赵。角弟田间前求救赵，因留不敢归。”后来“项梁已破东阿下军，遂追秦军。数使使趣齐兵，欲与俱西。田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发兵。项梁曰“田假为与国之王，穷来从我，不忍杀之。”赵亦不杀田角、田间以市于齐。齐遂不肯发兵助楚。”最终项梁被杀，这样齐、楚之间就产生了怨恨。后来楚怀王派遣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进攻秦军，宋义暗中与齐国交好而停军不前，项羽于是斩杀宋义，这样齐、楚之间的怨恨进一步加剧。由于存在着这样的矛盾，项羽在进入咸阳后回师东归解决其根据地的统一、巩固就显得尤为必要。东部、南部的根据地不十分稳定也可以看作是“怀楚”的偶然因素。 三、建都彭城利弊分析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攻占咸阳后，“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项羽当时没有把关中作为政治中心的原因，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关中经过项羽一把火以后，残破不堪；而是他要衣锦还乡。 如果当时项羽定都关中，就会产生一个战略上的巨大矛盾：一方面是项羽的军队马上要出关争夺天下，需要一个能源源不断的提供兵员粮草的基地。另一方面却是关中初定，秦人不服，需要重兵镇守，然后再慢慢使秦人向项羽效忠，非数年经营不能见效。 首先项羽主力出关的必然性是因为他分封诸侯分的不公。当时的分封是不合时宜的，但项羽实属不得已，“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王恶地。”不管是因为项羽刚愎自用、封人唯亲，还是他暗藏玄机、故意挑唆，天下大乱已是必然之势。有人认为：关中地区虽然号称对关东有高屋建瓴之势，但那是宏观上来说的，真要是齐、楚之间有骤变，也是鞭长莫及。而项羽一开始的作战区域正是这里。如果从关中出发，就有劳师远征、强弩之末之虞。反观东楚地区，项氏在这里根基牢固，将士大都是楚人，群众基础好，兵员补充可谓源源不断。以彭城为大本营的话，军队的补给和调动都极为便利。关中虽好，怎奈现在无法有效利用其资源，不如东楚现成。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秦国还不是从西打到东的吗，只从地域上来讲，显然将人的主观能动性置之度外。 刘邦进入关中以后，虽然号称“悉除去秦法”，与秦人“约法三章”，但还有一句话：“诸吏人皆案堵如故”，也就是表明他试图保留关中地区的政府结构。同时萧何尽收秦之律历图书，以后主事关中时，就凭借这些恢复了国家机器的运转。反观项羽进入关中以后，虽然有强权暴力，但以混乱取代了秩序：“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项羽极端仇视秦朝，很难想象他也会像刘邦、萧何那样直接循秦法、用秦吏。所以他失去了在关中立足的基础。 关中老百姓对刘邦与有好感，而对项羽则怀有仇恨。项羽杀秦人太多，一次就坑了20万，虽然未必都是秦人，但起码是大部分。这些人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又何止百万？出于这种仇恨，关中人民大多支持刘邦对项羽的战争。每当刘邦全军覆没、仅以身还的时候，关中就能在顷刻间组织起一支军队开赴他的帐下。后人常以此叹项羽放弃关中之可惜。 首先，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表明是有称帝而治的愿望的。并且几乎取得成功，范增离开时的“天下事大定矣！”，看上去哪怕这个时间点也已经占据绝对优势。根据当时封天下时的形势分析，项羽依赖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确有轻天下之心。根本未把刘邦放在心上和作为对手。他认为一切不稳定因素都可以通过战争得到妥善解决，也就是因为这样，在鸿门他不认为需要这样杀掉刘邦。 司马迁在论述项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其中就讲到项羽“背关怀楚”是错误的举动。 总之，如果项羽都关中，可以起到两个战略作用，一是可以阻止刘邦进入关中和中原战场；二是远离诸侯纷争，拥有较为稳固的后方。 徐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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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颇[pō]:偏；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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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玄德的仁义_闲话三国

       1、偏颇

?拼音：?[piān pō]

       释义：偏向某一方面，有失公允：偏颇之论，上天无偏颇，莫怀偏颇之意，常存公正之心。常见词语：失之偏颇。

       出自：《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

       2、颇类（颇类）

       拼音：?[pō lèi]

       释义：（1）、亦作“ 颇纇 ”。偏颇不平。

       出自：《左传·昭公十六年》：“刑之颇类，狱之放纷。” 孔颖达 疏：“ 服虔 读类为纇，解云：‘颇，偏也；纇，不平也。’”

       （2）引申指瑕疵，缺点。

       出自：唐 柳宗元 《与友人论为文书》：“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谓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钻砺之不工、颇纇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

       3、颇激（颇激）

       拼音：?[pō jī]

       释义：犹偏激。

       出自鲁迅 《且介亭杂文末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霍善斯坦因 （WilhelmHausenstein）批评她（ 珂勒惠支 ）中期的作品，以为虽然间有鼓动的男性的版画，暴力的恐吓，但在根本上，是和颇深的生活相联系，形式也出于颇激的纠葛的，所以那形式，是紧握着世事的形相

       4、颇为

       拼音：?[pō wéi?]

       释义：很。――用在表示心理状态的动词或形容词前面,表示程度很高,但还未达到最高点。如：说话时颇为激动。

       5、颇侧

       拼音：?[pō cè]

       释义：偏侧，不正

       出自：清?陈确?《祭祝子开美文》：“胡生不辰，遭世颇侧。

欧阳询的书法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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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义中的以仁义诚信,感召天下,从一个救了,反而遭董卓白眼的平头百姓,在讨卓的盟军中,只是站在公孙瓒身后当跟班的些微角色,终于成了鼎立的三雄之一,被誉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风云人物。他那时一无地盘,二无兵马,依人篱下,能令世人刮目相看,他的仁义诚信,确实起了一部分号召的作用。>>但他后来,所以在三分天下中,始终处于苟安一隅的最弱地位,虽有孔明、庞统智谋之士,关、张、赵、马、黄等勇武之将,而未能大发展,大开拓,东不能与孙吴撷抗,北不能与曹魏争雄,这其中,败因固然很多,但他的这种以仁义诚信取世,造成个人性格与情感上的偏执行事,而影响了政策,贻误了时机,也不能不说是很重要的一点。>>任何政治行为,都得把握其一张一弛,有收有放,包括极其表面层次的,例如打出来的任何旗帜、口号,都不宜过头,凡过头,强化到极致,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古往今来,有无数这样物极必反的例子,直至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文化革命,最后走到极端,不就悖谬到革命文化而成浩劫了吗？>>刘玄德的仁义,有时也很害了自己的。取荆州,就是一个例子,刘表病笃,孔明建议他取荆州,以拒曹操。他也认为公言甚善,但又说：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孔明警告他：今若不取,后悔何及！他那仁义劲一上来,罔顾其他。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随后刘cóng将荆州献于曹操,伊藉和孔明都劝他以吊丧为名,前赴襄阳,诱刘cóng出迎,就便擒下,诛其党羽,则荆州属使君矣。刘备又是那一套：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地,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吾兄乎？于是本来唾手可得的刘表的荆州,变成曹操的荆州,然后又变成在道义上是的荆州。他呢？无论用怎样的言辞,强词夺理,说到底,也是暂借栖身荆州。>>益州,又是一个例子,本来到益州,就是图谋这方土地。庞统、法正都劝他对刘璋就筵上杀之,一拥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事不宜迟,只在早晚图之,而刘备却说：刘季玉与吾同宗,不忍取之。结果,他还埋怨庞统：公等奈何欲陷备于不义耶？此时要仁义,最后又大动干戈,不是十足的伪善,便是二十分的愚执了。荆州和益州,都坏在刘备的坚而不决上。他不是不想要,而是想在无碍于他的这种仁义诚信的招牌下要,那当然等于白日做梦。>>旗帜不妨打,但要因时因地因利害而变,所以庞统说：乱离之时,因非一道所能定也。这是具有辩证法的观点。>>他说得很清楚,也很实际：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古人所贵。若事定以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严格地讲,只要是非我之物,占有的本身,就不可能有公理正义可言。但在那个占有、被占有,和反占有的时代,诸侯间不停地重新绘制政治地图的时代,弱肉强食,是历史的必然。腐败昏昧的政权,垮台只是时间上的迟早罢了。你不吞噬掉的话,别人也会毫不客气地要下嘴的,这里不存在任何感情上和道义上的契约责任,甚至哪怕信誓旦旦的盟友,此时最佳之计,吃掉他,也许倒是救了他。要是成为另外一个凶悍者的zǔ上肉的话,那日子说不定会更糟一些。>>一个目标物放在那里,人人都想获得它,在这个目标物未明确落入谁的手中时,角逐者的争斗,便一刻也不得安宁。只有争夺已经无望,归属成为定局,大家这才会停下手来,这就是法正劝谕刘备取西蜀时,所说的逐兔先得的规律。于是,视情势而定,该取则取之,不该取则决不伸手；该取而不取者,谓之愚,不该取而取者,则谓之妄,都是偏颇的行为了。>>刘备,一次次地被他的那些虚假名声,误了大事。庞统说,事当决而不决者,愚人也。刘备所以成不了大气候,他的虚张声势的仁义诚信,不也成为他碍事的包袱吗？>>所以,什么事情,都不宜绝对化。适可而止,最好,留有余地,则更主动些。陈琳与檄豫州文>>汉末,与曹操在争雄中原的时候,曾经让他手下的一位诗人陈琳,替他写一篇檄豫州文,声讨曹操。>>陈琳原是朝廷重臣何进的主簿,参与机密的重要僚属,曾经谏阻何进,不要轻率地召外兵来中央诛除宦官,因为这种游戏,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结果屠户出身的何进不听,把脑袋玩掉了。陈琳怕因何进的关系被牵连,避难冀州。冀州是袁绍的根据地,而袁绍也曾是何进亲信。所以,就把赋闲在家的陈琳请出来,使典文章,无非看在老朋友面上,安排一份差使,有一份饷银而已。>>所谓使典文章,某种程度类似现在的专业作家,是有空就来上上班,不来点卯也无所谓的闲差。但人家给你开工资,分房子,偶尔给你一点创作任务,当然也不好意思拒绝。其实,陈琳在建安七子中,是位比较有些平民意识的作家。他的名篇饮马长城窟行,对于修筑长城的徭役,给民众带来的苦痛,寄予极大的悲悯。可想而知,袁绍和曹操的这一场战争,对河北一带会造成多么严重的灾难,他该是什么态度了。但端人碗,就得服人管,只好奉命文学了。>>檄文,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军事总动员前的舆论宣传攻势。据三国演义里讲,曹操看到陈琳的檄文时,他的偏头疼病正在发作,卧病在床。读完之后,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病竟然好了。文章能起到阿司匹林的镇痛作用,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要谈到文学的功能方面,最令历代文人们扬眉吐气的,莫过于此篇了。大概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历代皇帝对于文人也就不大客气,动不动大兴文字狱,要收拾收拾的。曹操在诛杀文人方面,名声也不甚佳,祢衡、孔融、杨修,都死在他的手下。连建安七子中的刘桢,因为胆敢抬起头来平视他儿媳妇一眼,就被送去采石场劳改。而对这个把他祖宗骂了个狗血喷头的陈琳,成为了他的俘虏,刚刚被提了来,倒是破例的宽容。三国志载：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三国演义在这里添了一句陈琳的辩解之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这倒是一句实实在在的话。一方面,他不否认是箭,而且恐怕还是一支利箭,这是他对于自己文学能力充满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认清自己不过是工具,袁绍手中的一支箭罢了,他扣弓弦射出去,箭是无法自己拐弯或者罢工的。显然,这种切合实际的自审精神,打动了曹操,不但放他一马,还安排他当了自己的记室,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的职务。文而优则仕,从此享受至少也是局、处级的待遇,比在袁绍幕下仅仅使典文章要得意多了。倘不是公元193年许都流行一场可怕的瘟疫,他未能逃脱厄运,弃世而逝,曹操还会提拔重用他的。>>现在,重读陈琳这篇檄文,也真是把曹操恶心得够呛,丑化得够呛。而曹操能有这份雅量,一笑置之,也着实让人敬佩。如今那些热爱对号入座的老爷,像阿Q先生一样,神经衰弱到这等地步,因为他秃头,别人说光,说亮,也在忌讳之列,恐怕连曹操的一个小拇指也都比不上的了。>>不知有人考证过没有,这种檄文是不是后来大字报的老祖宗？至少在批判之刻骨仇恨,揭露之刻薄狠毒,措辞用字的无所不用其极,和公开的斗倒斗臭等方面,是极其相似的。不过,那些年里,我们虽然创作出了差不多是天文数字的大字报,却没有一篇达到陈琳批曹操,批的檄文水平,真令人有今不如昔之叹。>>陈琳的作品,后来大部都散失了,现在已无法窥其全貌。但从的典论里,把他排在建安七子中的第二位,仅次于孔融,可见对他的评价是不低的。魏文帝在与吴质书里还说过：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曹操俘获了他,而不杀他,也说明曹操对他的才华,是十分肯定的,否则就不会爱其才而不咎了。建安文学中的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看法,如此一致,是很足以说明问题的。>>不过,一位作家,或者,一部作品,要想获得文坛的交口称赞,人皆褒誉,大概也难。文人相轻,是作家诗人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你说好,我却摇头,你说不好,我偏赞赏,由于这种文学批评中感情因素作祟,常常是一叶障目,而褒贬也就必然颠倒是非了。曹植和他的老爹、老哥的称赞恰恰相反,对于陈琳就颇有微言,在与杨德祖书中,说到陈琳时,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类狗也>>这位才气横溢的公子,说出这番酸溜溜的话,和他那时的处境不佳,情绪恶劣,是大有关系的。宫廷里的接位之战,弟兄们的权力之争,加之大多数文人围着五官中郎将的曹丕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这位七步诗人都处于劣势,因此过着又恨又怕又嫉又不甘心的日子。所以,曹丕说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就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未来也。一定要唱个反调,这也是在无可奈何的状况下,求得心理平衡的一法了。后来,曹丕当了皇帝,他不断上书效忠,曹丕死后,登基,他给这个侄子,又接着上书致敬,其中有许多的话。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所谓辞赋小道,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的言论,是有一种矫情成分在内的。>>加之,他是贵族,对于平民,和反映平民疾苦的作家,自然会有一种天然的隔阂。在文学史上,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分野,从来是泾渭分明的。正如今天一些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不大见容于那些在象牙之塔中的唯美主义者,为艺术而艺术者,和新潮先锋一族,以及生吞活剥西方现代派的二道贩子们,不是一回事。他们一看这些反映生活面貌,社会现状,百姓想法,大众心声的作品,甚至还没有看,就摇头,就撇嘴。这和曹植生活在深宫禁院之中,陶醉于醇酒美人之间,不理解饮马长城窟行的那种役夫们抛妻别子,背井离乡,饱受残虐,度日如年的悲苦境遇,也不理解陈琳创作的要旨,是完全相通的。吃得太饱的人,是很难体会饥饿的滋味,所以,指望打饱嗝的文学,把饥饿的感觉写出来,那大概和痴人说梦也差不多了。>>作家是精神生产者,自然要有一点精神,特别是创作的自信心,如果缺乏的话,总是自惭形秽,大概很难写出什么宏篇巨着来的。陈琳自谓与司马长卿同风,这种自信,是无可挑剔的,曹植也曾说过孔璋鹰扬于河朔,说明他承认陈琳并非凡庸之辈。如果,就司马相如拼命往贵族文学中挤去,替那些后宫里失宠的贵妇人,写她们的哀怨和性苦闷,予以考察的话,长门赋里的凄怨,未必有陈琳诗篇中的长城脚下的血泪,更令人震撼呢！从这个意义上讲,陈琳很自信地和司马相如相比,也就没有什么画虎不成,反类狗的话柄了。>>其实,陈琳不但有自信的一面,在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的裴注中,我们还看到他自审的一面。见陈琳作武库赋、应机论,与琳书深叹美之。琳答曰：‘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谭,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他很清楚自己,所以能够逞雄一方,称伯一时,是在一种隔绝的情况下,而又少有竞争的同行,使之然耳。这样实事求是的估量,并非每个作家都能做到的。文坛时不时地冒出几位沾沾自喜,,目空一切,失态忘形者,就是缺少这种清醒的缘故。

       欧阳询书法艺术初探

       一、欧阳询的生平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生于陈武帝永定元年，殃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五五七——六四一），享年八十五岁，是一位由陈转入唐，经历三个朝代的伟大的书法家。欧阳询在隋时官至太常博士，书法已甚有名气，已经“尺牍所传，内以为法”了，唐高祖李渊未做皇帝前曾和他是好友，后来李渊登位做了皇帝后，让他当了个给事中的官，此后又分别任太子率更令，银青光禄大夫。所以也有人称他做“欧阳率更”。唐太宗时设弘文馆，精选学生研究书法，他和虞世南以当时第一流的书法家的地位兼充学士，传授书法。后封为勃海男。

       欧阳询自幼聪明过人，及长，更是“博览经史，尤精三史”。曾和裴矩等撰《艺文类聚》一百卷。欧阳询幼年时书法主要是受到江总的指点。江总是南朝陈文学家，《宣和书谱》称其“作行、草为时独步，以词翰兼妙得名。”南朝的书风崇尚王羲之，江总擅行草书，想也当以王羲之为宗。欧阳询的书法早年受王羲之影响是可以想见得到的。

       入隋以后，受到隋朝时北派书风之熏陶，欧阳询的书风起了变

       化，书法体貌向北派的劲峭一路变化。从时间上推算，隋文帝杨坚于公元五八九年（隋开皇九年辛丑）灭陈，当时欧阳询才三十三岁，到欧阳询六十二岁时唐灭隋，在隋朝整整生活了三十年时间。隋代的书法主要继承北齐、北周书法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欧阳询的字与隋朝碑刻书体有很多相类似的地方。由三十三岁到六十二岁这个时间，应该是欧阳询书艺有较大成就的阶段，又是兼容南北书体，博采众长而渐趋成熟的时期，以欧阳询书法的“戈戟森然”的用笔特点来分析，显然是受到北魏直到北周的北方书风影响。而其“秀骨清相”的艺术意境，又保存了南方书派的艺术成分。

       欧阳询的书法熔铸汉隶、魏晋楷书的特点，吸取王羲之书法的

       神髓、融会贯通，创出自家独特的风貌，世称为“欧体”。在唐初的书法中以欧阳询和虞世南二人享誉最高。张怀瓘在《书断》中说：“询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自冠绝，峻于古人，操举若神。真行之书，出于大令，另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欧阳询不仅以楷书为最工，而且各体具精。《唐书》欧阳询本传中也说：“询初学王羲之，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唐人书评》说欧体书“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瞋目、大士挥拳。”欧阳询的书法在当时已影响极大，不仅在国内受到普遍的赞扬，而且名扬国外，高丽王深爱其书法，曾遣使者求之。唐高祖叹道：“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

       二、 欧阳询的书法源流

       欧阳询的书法早期来源于王羲之，《唐书》欧阳询本传中说：“询初学王羲之，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入隋后受北派书风影响，向劲峭一路变化。欧体人比之为“矛戟”。这是形容他用笔之劲峭刻厉，形象地点明欧阳询书艺受北派书法的影响至深。据说欧阳询曾从北齐刘珉学书法（见唐窦臮、窦蒙《述书赋注》）。他那戈戟森严的笔意，正是北方书风的余韵。在欧阳询的楷书作品中，其书写形态、笔意与魏碑常见的书体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从体势或是行气乃至用笔、行笔，都带有不同程度的魏碑余风，请看《张黑女墓志》《张猛龙碑》，《始平公造像》，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其书体与欧阳询的字在用笔上一脉相承的地方。至于梁、陈、隋等时期的书风对欧阳询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梁桂阳王妃慕昭墓志》，《刘岱墓志》中看到梁、齐两代书法对欧阳询书体的影响之大，及以隋代的《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与欧书作比较，更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

        欧体书法的面貌，溶南北派书风于一炉，也反映了汉字形体变迁过程中，隶楷阶段即将完结而楷体进入成熟定型阶段的一种书体现象。从现在见到的楷书碑版看，真正成熟的楷书到唐初才正式形成而逐渐臻于极至，欧阳询的楷书正好在这个时期大放异彩！而且对后世书法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书体一本家传，父子均名著于书坛，世称大小欧阳，作品《道因法师碑》，隶意更浓，锋颖更露，相传欧阳通为传家学，曾重金收购其父墨迹潜心研究，乃得此成就。

        在学欧阳询楷书的人中，学得较好的或者应数柳公权，柳公权的楷书固然得到颜真卿楷书的影响，但期间架结构等则主要得力于欧阳询。

        后世受欧阳询影响的更如唐代裴林《圭峰禅师碑》，欧阳通《道因法师碑》，褚遂良《孟法师碑》，杨凝式、米芾、张即之、张瑞图、翁方纲等。张瑞图早年的行书明显接近于欧阳询的笔意。而翁方纲，《湖海诗传》曰“书法初学颜平厚，继学欧阳率更”。从其传世的楷书作品看，更保留了欧阳询书法严谨的法度。

        欧阳询对字的结构体势尤其讲究，笔墨间精研穿插避让，点墨安排至细小处见匠心。后人所传“欧阳询结体三十六法”就是从他的楷书中归纳出来的结字规律。

        值得一提的是欧体书法规矩严谨，结构平稳端正，后世科举考试写字的取法都以欧体为考卷的标准，大多数人只求工整形似，不求神韵生动，越写越刻板，至最后就写成没有生气、呆板的“馆阁体”。有如现今的美术字、仿宋体字那样，在书法艺术而论就沦为下品了。

       三、 传世欧阳询的碑帖及其书体

       欧阳询是一位“八体尽能”的大书家。从其留传下来的字迹以及史籍记载以及书学者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欧阳询在各体书法中的成就。

       欧阳询的篆书，唐朝张怀瓘《书断》上载：“篆体尤精”。相传《九成宫》碑的篆额亦出自欧阳询之手，寥寥数字的确古意盎然，气象非凡。

        据记载欧阳询书有九通隶书碑，现在能见到的只有两件，《唐宗圣现记碑》和《房彦谦碑》。

        《房彦谦碑》，贞观五年三月刻，是欧阳询七十五岁时的作品，碑在山东邱县。这个碑写得结体端庄，挑拔险峻，显示出一种似是隶楷混合的写法，从这个碑我们可以看到欧阳询是如何在魏碑的传统技法上加以发展，蜕变成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欧体楷书的。

        欧阳询的书体以楷书最为知名。现在我们可以见到的有：

        《皇甫诞碑》贞观年间所刻，碑在陕西西安，皇甫诞是隋朝人，这个碑是其子于唐贞观年间追建，是欧阳询七十岁后的作品。王世贞说：“率更书皇甫君碑，比之诸碑，尤为险劲，是伊家兰台发源，然兰台道因碑，笔笔带批（隶法），得之家学也”。按欧阳询儿子欧阳通，官兰台郎，所写的《道因碑》，如“涂”、“墨”等字，其下长横都带波挑，简直是隶书笔法。杨守敬在《书学尔言》中认为：“欧书皇甫诞碑，最为险劲，张怀瓘《书断》称其森焉如武库矛戟，此等是也”。该碑字体写得锋棱外露，字形瘦长，比欧阳询所写的其它碑刻更加险峻、劲峭。

        《化度寺邕禅师碑》唐贞观五年刻，碑石原在陕西长安终南山的佛寺中。原石拓本在宋朝时已很稀少，所见的多数是翻刻本。《宣和书谱》说：“化度寺石刻，其墨本为世所重，学者唯尽力不能到也。”南宋书学家姜夔赞美道：“化度胜醴泉，骎骎入神品。”宋以后书家如赵孟頫、康里子山、李东阳以及清代的王文沾、翁方纲等都同意其讲法。对这个碑都有很高的评价。该碑书法结字精妙，神韵独超，纯乎含蓄，具有超尘绝世之概，饶神明规矩之奇，可惜字口稍小，拓本大多模糊，不宜作初学范本。

        《九成宫醴泉铭》唐贞观六年立，由魏徵撰文，欧阳询书。碑文记载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涌泉的事，是欧阳询晚年奉敕之作，历来为学书者所推崇。此碑书法，笔力刚劲，纤浓得中，腴润有致，点画工妙，意态精密，气象万千，浑穆高华，为唐楷冠冕。对后世影响很大。此碑结体较欧阳询其它碑写得开张，能擒能纵，转弯处一提一按，随势抽锋，又写得似方非方似圆非圆，大有“黄庭经”、“乐毅论”的遗意。古来就有“楷法之极则”的评价。故宫博物院精印的北宋时拓本，笔墨丰腴，锋颖如新，不失为如善本，学者多以此为范本。

       《虞恭公温彦博碑》欧阳询八十一岁时书，碑石在陕西醴泉，是欧阳询书写的碑刻中有纪年的最晚的一件，这通碑的字较其它碑字形为小，结构用笔都更平实，谨严精劲，甚为可爱，只惜残阙太甚，全碑约二千八百字，现仅存八百多字。

       其它楷书碑刻尚有《九歌》、《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小楷千字文》等，原碑已佚，仅存翻刻本或双钩本。

       欧阳询行草书作品现存的有《卜商帖》、《张翰帖》、《梦奠帖》、《行书千字文》及《定武兰亭》等。《卜商帖》仅存六行，共五十字，书法点画丰腴，精华内敛，字体结构稍为右倾，多用王羲之法度。《张翰帖》全帖共十一行，九十八字，白麻纸本，宋徽宗题道：“唐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梦奠帖》共九行七十八字，书法劲峭刻厉，“森森然若武库之戈戟”。《行书千字文》书法气势贯通，疏密适度，转折自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王羲之《兰亭序》的刻本，书法浑朴敦厚。在众多摹刻《兰亭序》的刻本中是最好的一本。

       四、 历代书学者对欧书的评述

       欧阳询作为初唐时期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书家，历代书学者对其特点作了很多的探讨和评述。

       唐时人评：“欧阳询书若草里蛇惊，云间电发，又如金刚嗔目，力士挥拳。”是从意境上论述欧书的飞动雄强。

       岑宗旦说：“询得其正，故如庙堂衣冠，不失动静。”看到其醇厚雅静不失动感的境界。

       赵孟頫说：“信本书清劲秀健，古今一人。”

       张怀瓘《书断》中说：“……笔力劲险……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森森焉若武库之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

       莫云卿云：“欧之正书，秾纤得度，刚劲不挠，点画工妙，意态

       精密。”

       竹云题跋说：“率更风骨内柔，神明外朗，清和秀润，风韵绝人，自右军来，未有骨秀神清如率更者。”正好抓住欧阳询书法给人视觉上的特点。

       日本人伏见冲敬认为：“他自己的书法特别是他的楷书既不能说是北派，也不能说是南派，而是以他自己的东西将陈旧的间架结构法完全代替了，并且，他将用笔法极端地单纯化，将个人情感的表现蕴含于内部，这样便具有了类似篆书一般的特徵”。

       欧阳询的行草，历来书学研究者亦给予很高的评价：

       《书断》云：“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其跳

       骏，不避危险。”

       对欧阳询书颇有微言的米芾对其行草也说：“行自为法，庄若对越，俊若跳掷。”“暮年草书，精采动人。”

       郭天锡说：“其《梦奠帖》劲险刻厉，森森然若武库之戈戟，向背转折，浑得二王风气，世之欧行第一书也。”

       五、 从《九成宫醴泉铭》看欧阳询书法的艺术特点

       欧阳询书法的艺术特点，历代书评家评论很多。作为本文的要点，这里准备以欧阳询楷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九成宫醴泉铭》为底本，对欧阳询楷书的艺术特点进行分析。

       《九成宫》碑的楷书在欧阳询书法的各个发展阶段来看，是一件极为成熟的作品，日本书法家伏见冲敬认为《九成宫》“这通碑的书法所达到的水平，应当是欧阳询书法的理想境界”。从《九成宫》中了解欧阳询楷书的艺术特点，应该是最为理想的途径。而要了解《九成宫》书法的艺术特点，我们可以从《九成宫》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书写特点上剖析。

       1、 承先启后的风格构成

       《九成宫碑》可以讲是初唐时期楷书作品中一件划时代的杰作，从风格构成上讲，既有篆、隶的笔意，又有晋、魏的遗风。它的出现，对后世楷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九成宫》的书法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字直接取法于篆隶的笔法。在笔意、气息上又很大程度上受到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的影响。碑中有许多“乚”的写法，直接就继承了隶书的写法。如“也”、“观”、“九”等的字，更如“亥”字、在造型上就明显有《曹全碑》中“亥”字写法的特点，只是把中间的一撇写成了竖钩。又如“般”右部的写法就直接照搬了隶书的结构。除此之外在更多的字中可以看出是直接继承了六朝和魏碑的笔法结构形式，如《张猛龙》、《龙门造像》、《张墨女墓志》等等，碑中一些字的写法如“风”、“源”、“抚”、“武”等字，就很明显地具有上述碑刻的影子。

       2、 兼方带圆的用笔特式

       在书法创作中，所谓“方笔”、“圆笔”，是指在书写每个笔画的起笔，收笔及笔画转折处造型的处理形式，笔画的形状方折，转折处梭角分明的称为“方笔”。魏碑中以《龙门造像》等碑最为典型。而笔画形状圆转、润厚而含蓄多变的称为“圆笔”。魏碑中以《郑文公碑》、《崔敬邕碑》，唐碑尤以颜真卿的《颜家庙碑》、《颜勤礼碑》为典型。《九成宫》的用笔方法，介乎于方圆之间，时而以方笔出之，时而以圆笔出之，时而是方中有圆，时而又圆中有方。用方笔时写得笔力雄厚、干脆利落，用圆笔时写得凝重多姿、醇厚而恰到好处。如“武”、“青”、“丹”等字是以方笔为主，“应”、“池”、“流”等字则以圆笔为主，而更多的字则是方圆兼备，或方中寓圆、圆中寓方，如“笔”字，上部用笔以圆，含蓄厚重，下部用笔则方，斩钉截铁。“注”字左旁“氵”为方笔，右旁“主”部用圆笔，和谐融洽，玲珑剔透。方笔、圆笔搭配恰到好处，是欧阳询《九成宫》书法用笔上的一个特色。

       3、 结构搭配平正而险绝

       《九成宫》是奉敕而书的碑，可以想象作为皇家书写的记事铭文，章法上的工整与结构上的平正是其最基本的要求。我们翻开《九成宫》拓本，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如此平正醇厚。从艺术的角度讲，仅做到工整、平稳是远远不够的，要使写出来的字给人以新鲜的美感，富有充实的内涵，就得在结构布白上下工夫，对文字的各个笔画、部件进行新的解剖和组合才行。作为大家的欧阳询，就是能在工整、平稳中不断探索出了理想的境界。从《九成宫》中我们可以看到欧阳询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大胆而且成功的尝试，在工整平正的同时，不满足于横平竖直，而是力求从险中求生动，平正中求险绝。动与静的矛盾有机地被统一结合，产生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平正效果，这正是体现出欧阳询楷书独到及崇高的艺术境界之处。在《九成宫》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字在结体上有意夸张其中某一笔划来控制字的大小，大开大合，如“武”、“大”等的字中“弋”、“乀”的笔划，而压缩了其余部分的结体，做成强烈的空间对比关系。有些字则有意压缩甚至使边旁略向左侧倾侧，而运用主笔夸张拖长向右方，使重心向左倾侧，主笔向右伸展取势呼应回救，从而创造出平衡的局势。打破一般结字重心略向右取势以求视觉习惯上平衡的作法，结构既稳定、形式上又富有新鲜感，如“昔”、“寿”、“奉”、“华”等字，这种结体的处理手法，在历来的楷、行书中都比较少见到。视觉习惯上一般在右方的感觉较左方略重时才能保持平衡，故而不论是篆、隶、楷、行、草，历来都采用使字的右部略高或略重来使结字在视觉上保持平衡做法。欧阳询的处理手法实在是一种既造险又破险的艺术手段。

       六、结语

       作为一代的书法宗师，欧阳询的书法艺术在当时起到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为唐楷书的成熟起到了座标性的意义。就作品而言，它当然有着更丰富的精神内涵，上述笔者的主要是围绕着笔法与结构方面展开的，就对其精神内涵方面的研究，由于很多属只能意会，难于言传，尽管努力道来，往往在表述上会偏于抽象。即使是前面提到的先哲们的话语，也难免有很多令人如入五里云中的感慨。因此在艺术上探微，也就只好在视觉感知到的范围内进行，即从书法的法方面展开的，由此再延展出去的应该是接授学上的话题，非此小篇幅所能容纳得下来的。就着笔者对欧体书法的理解，自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如也能成为有幸砖块，引出块把羊脂美宝玉来，便不枉造化一场了。

       文章发表于《广东文艺论丛》

       好了，关于“颇有微言”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对“颇有微言”有更深入的了解，并且从我的回答中得到一些启示。